施汝为

  

  

  施汝为(1901年11月19日-1983年01月18日),出生于江苏崇明(今属上海市),中国近代磁学研究与磁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,中国科学院院士,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创始人,曾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(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)所长。他长期从事在磁学、磁性材料、磁畴实验观测等研究,开创了中国的磁畴实验观测工作先河,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磁学研究实验室。抗日战争期间,他投身工业救国,筹办上海长城铅笔厂,为祖国建设尽一己之力。淞沪战役打响,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奉命西迁,他携带仪器设备,辗转西南边陲,坚持科研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将毕生所学投身国家经济建设,潜心研究,严谨治学,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物理学人才。

  

  人物事迹:

  1925年,24岁的施汝为先生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,在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的指导下开展科研工作,成为我国最早的现代磁学研究学者之一。

  他在而立之年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现代磁学研究论文,即《氯化铬及其六水合物顺磁化率的测定》,又获奖学补助赴美国留学,终获耶鲁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。

  但是,个人的成就,终究是要放在时代的洪流之中检验的。

  辗转于祖国西南的小电磁铁

  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,施汝为没有留恋已经熟悉的大洋彼岸科研环境,而是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。

  那是1934年,全民族抗战的情绪日益高涨。施汝为决心为国家献出自己的平生所学。

  他的目的地是位于上海的物理研究所,在那里,他将建立我国第一个现代磁学研究实验室。那时,施汝为除了一位助手潘孝硕是大学毕业生之外,其他都是刚出学校的中学生。很多事情需要他事无巨细地讲解和示范。

  仅用一年半时间,磁学实验室就已经初见规模。

  施汝为研究镍-钴合金单晶体的磁各向异性,又研究铁-钴、镍-钴合金和纯钴多晶体的磁性,还研究了热处理和磁场热处理对磁性的影响,但他研究这些并不为了发表论文,也不是为了向企业卖钱,更不是为了拿到国外获奖,而是为了国家的国防和工业。

  比如,他经过大量的实验,发现铝镍钴系永磁合金经四次淬火,矫顽力提高四倍。

  与此同时,他还关注民生,与同道共同在上海创办长城铅笔厂,生产鹰牌、长城牌铅笔,不为赚钱,只是来实现实业救国的抱负。很多年后,长城铅笔厂与标准铅笔厂、上海铅笔厂合并成立中国铅笔公司。

  可惜,随着1937年的到来,物理研究所也被迫一路西迁。有些大型的仪器比如大电磁铁等,无法运走,为了不让这些珍贵仪器落入日寇之手,施汝为只能忍痛挥泪予以炸毁,然后带领助手背负着小电磁铁等器材,行至数千里,运送到大后方,从长沙、昆明辗转又到了桂林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其中一块电磁铁约有200公斤重,一路跟随施汝为跋山涉水。后来还在我国磁学研究中发挥作用,被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使用,一直使用到2004年。

  在桂林期间,他和他的同事们克服了气候不利于实验、日军战机轰炸等诸多困难,坚持科学研究。他还参与了李四光先生的桂林科学实验馆,研制了收发报机、振子整流器、探矿仪等许多急需的设备。其中有些设备可以直接用于抗战,比如地雷爆炸控制器、炮位定位器、机方向指示器、超短波收发机等。

  对此,钱三强院士曾对他作出这样的评价,“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,他不顾个人安危,携带着科研物资辗转于祖国西南的广大地区,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,坚持科研工作,继续开创和发展我国磁学研究,充分表现了他坚定的民族气节和为科学献身的崇高精神。”

  抗战结束之后,施汝为代表物理研究所,去参加接收日本建立在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所。当时的“接收大员”被老百姓骂为“劫收大员”,常常趁机扣敌产、伪产的帽子,实则中饱私囊。而当时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拥有大量资产、仪器和房产,比如价格昂贵的日本水路部型磁气仪、长冈式重力测定器、子午仪、水晶倾斜计等,每年的研究费是40多万日元,日本人自诩该机构“各种实验设施的完备凌驾于中国所有的大学研究机关”。

  在外人看来,施汝为的这趟行程可以说是一趟“肥差”。然而,他却清廉自守,没有从中贪污一分钱。

  当时他的家庭是非常困苦的。广西大学机械系学生张孝钲,曾写道:“我还在施汝为先生伉俪摆的地摊上买下一套衣服。可见当时大家的生活都是很困苦的。”

  “求学是为了求真,是负责任”

  抗战期间,施汝为还是千方百计让学生接触学术前沿。

  1943年,他兼任广西大学教授,美国《物理评论》刊登了发现磁单极子的消息,他为此费尽千辛万苦,准备了一套实验设备,让学生观察单极子的存在,并趁机介绍磁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磁单极子的发现,让学生饶有兴趣地进行观察。

  广西大学的学生后来回忆道,“当时,学生来自全国各地,贫富悬殊,而施氏夫妇对学生一视同仁,凡有问题与之探讨者,他们都会悉心解答。每逢节假日,他们还会邀请学生来家里做客。在那个艰难的时期,施汝为夫妇的教学之耐心认真、待人之诚恳善良,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”

  1956年12月,施汝为在向党组织递交的《入党申请书》中写道:“我决心要求参加组织,为的是更坚定自己的斗争意志,明确奋斗目标……加速自我改造,使工作做得更好……”

  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誓言。

  那时,我国还完全没有磁性材料工业,磁学方面的人才太稀少了。施汝为牺牲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宝贵时间,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。他为应用物理研究所磁学组的青年研究人员开设铁磁学课程,两周一次召开讨论会,还在北京大学开设铁磁学课程。

  施汝为还带着学生走进工厂,帮工厂解决磁性材料的生产问题,给工厂技术人员讲授磁学基本理论和磁性材料测试方法。对于有些仪器设备的安装和使用,如果大家不清楚,又没有说明书,他就蹲在地上动手安装,边安装,边讲解,边示范。

  1958年,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成立,施汝为参加物理系的筹建工作,兼任该系系主任。严济慈、吴有训、华罗庚、钱学森、郭永怀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兼任教师亲自授课。

  有一次,开学不久,有学生陆续找施汝为先生反映严济慈的课听不懂,要求换老师。

  他笑眯眯地听着,不置可否,并未当场表态,也没有批评学生,只是把提出意见的学生召集起来,说了一句话,“你们老老实实认真去听,一个月以后,如果还这样认为,我们就换掉严先生。”

  一个月后,他再问那些学生要不要换老师。结果,大家都说,严先生课讲得好啊,那笔记不用修改就是论文!

  原来,施汝为对严济慈先生非常了解,知道学生们对他有意见是因为讲课口音重,而且讲课不按教材顺序,有时从中间开讲,有时从末尾讲起。

  他明白这恰恰是严济慈先生的特点,知识渊博、融会贯通、挥洒自如。所以,只要学生们肯认真听一段时间的课,就会明白。

  后来,每当严济慈先生要来讲课的时候,中科大食堂就会多蒸馒头,因为学生们太爱听他讲课了,会买几个馒头带着去听课。

  这件小事,或许也体现了施汝为的教育理念。那就是知人善用,不讲空洞的道理,用事实和行动来说话。

  他培养的学生,很多成为我国各研究单位和科研单位的磁学骨干人才。他还主持了全国磁学发展规划的讨论与编写工作,提出了发展新兴技术、联系经济建设和结合基础研究的方向,为我国培养磁学人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

  很多年前,他曾经对学生说过这么一段话:“知识哲学有三个层次——求学、求真、求智慧。求学是为了求真,是负责任。有了高度负责的精神,才可能有激情、有动力。只有有了激情,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。”

  这段话,也是他学术人生的真实写照。

  来源:中国青年报客户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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